维克多·罗伯托维奇·崔 （Ви́ктор Ро́бертович Цой，1962年6月21日，苏联列宁格勒 — 1990年8月15日，拉脱维亚R-126公路斯洛卡—塔尔西路段第35公里处）是一位苏联摇滚音乐家、词曲作者、诗人、画家和演员，具朝鲜裔俄罗斯人血统。他是摇滚乐队«Кино（Kino）»的创始人和领袖，该乐队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成员，最初名为«加林与双曲线体»（Гарин и Гиперболоиды）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是«第六号病房»（Палата № 6）和«自动满足者»（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е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и）等乐队的成员。
崔被视为苏联最具影响力、最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之一。他为乐队«Кино»创作歌词和音乐，是乐队的主唱和核心作者。乐队在他去世后便宣告解散。
«Кино»的首张专辑——«45»——于1982年发行。在乐队存在期间共发行了8张录音室专辑，最后一张则是在崔去世后出版。乐队成员阵容曾多次变动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稳定：除维克多之外，还包括尤里·卡斯帕良、格奥尔基·古良诺夫和伊戈尔·季霍米罗夫。
崔的音乐和个人形象催生了“电影热（кинoмания）”这一文化现象，而他的歌曲至今仍在一代又一代听众中保持着高度辨识度和影响力。
生平与事业
早年经历
维克多·崔于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列宁格勒。他在莫斯科胜利公园一带长大，是家中独子，父亲是朝鲜血统的工程师罗伯特·马克西莫维奇·崔，母亲则是体育教师瓦莲京娜·瓦西里耶夫娜·崔（婚前姓古谢娃）。
20世纪70年代，他就读于母亲任教的附近学校。1973年父母离婚，但大约一年后又重新复合。
1974–1977年间，崔就读于一所中等艺术学校，在那里结识了最初的音乐圈朋友，并组建了乐队«第六号病房»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他写下了第一批歌词，并开始认真投入音乐创作。
之后，维克多考入以V.A.谢罗夫命名的列宁格勒艺术学院，但因成绩不佳被退学。随后他进入职业技术学校（СГПТУ-61）学习木雕专业，并掌握了专业级别的根付小雕像雕刻技艺。
少年时期，他非常喜欢米哈伊尔·博亚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·维索茨基的作品，后来则迷上了李小龙。他曾练习东方武术，并与未来的乐队伙伴尤里·卡斯帕良一起训练。
家族与出身
出生家庭
“崔”这一姓氏（韩文姓氏“최”，Choi）源自古老的朝鲜氏族。父系一支的先祖来自朝鲜半岛原州一带。其先祖之一崔永南（Цой Ён Нам）于20世纪初迁居海参崴（符拉迪沃斯托克），随后全家又受到苏联境内朝鲜族大规模迁徙与流放政策的影响。
他的祖父马克西姆·马克西莫维奇·崔曾是教师，后来与家人一同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，在那里工作并在国家安全机关任职。他育有数个子女，其中之一便是维克多的父亲罗伯特·马克西莫维奇。
维克多的父亲出生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，后来搬到列宁格勒，在那里获得工程师学历，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。正是他教会了维克多最初的吉他和弦。
在母系一方，崔的先祖多为俄罗斯农民，也有参加日俄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军人，其中一些人经历并活过了列宁格勒围困。母亲瓦莲京娜·瓦西里耶夫娜终生居住在这座城市，从事体育教师工作。
自己的家庭与子女
维克多·崔的妻子是玛丽娅娜（玛丽安娜）·崔（1959–2005）。两人于1982年3月5日在一次公寓音乐会上相识，当时玛丽娅娜在马戏团工作，负责舞台调度和编排。听到维克多的歌曲后，她开始积极帮助推广«Кино»乐队。
两人的婚姻于1984年2月4日正式登记。1985年，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·崔出生——他是崔唯一的孩子。此后，亚历山大从事编程与设计，也创作音乐并参与多个音乐项目。
20世纪80年代末，电影学者兼译者娜塔莉娅·拉兹洛戈娃走入了崔的生活。两人在拍摄现场相识，后来开始同居，虽然崔从未与玛丽娅娜正式离婚。拉兹洛戈娃陪他度过了生命最后几年，并在他遇难时身处拉脱维亚。
音乐生涯
«第六号病房»与«自动满足者»
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，围绕马克西姆·帕什科夫组建起乐队«第六号病房»，崔在其中最初担任贝斯手，并参与编曲创作。在这一阶段，他开始写自己的歌，并尝试担任主唱。
70年代末，维克多逐渐融入列宁格勒的朋克与摇滚地下圈，结识了乐队«自动满足者»的领袖安德烈·帕诺夫（外号“猪”）以及吉他手阿列克谢·雷宾。与«自动满足者»一起，崔曾多次前往莫斯科参加地下演出。也正是在这段时期，他创作了《我的朋友们（Мои друзья）》等早期歌曲，并引起当地摇滚圈的关注。
«加林与双曲线体»
1981年，在克里米亚度假时，崔、雷宾与奥列格·瓦林斯基决定组建自己的乐队，并将其命名为«加林与双曲线体»（Гарин и Гиперболоиды），据说这一名称来自鲍里斯·格列本希科夫的建议。
回到列宁格勒后，他们开始排练，并很快成为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成员。1982年1月，该乐队正式被接纳入俱乐部的演出阵容。正是在这一项目的基础上，后来形成了«Кино»乐队。
«Кино»
首张专辑
在奥列格·瓦林斯基离队并更名为«Кино»之后，乐队开始录制首张专辑。1982年春，他们在安德烈·特罗皮洛的录音室录制了磁带专辑«45»——这一名称来源于大致的录音时长（约45分钟）。参与录制的还有«水族馆»（Аквариум）乐队的音乐人，这对专辑整体音色影响颇深。
与此同时，«Кино»开始在公寓和俱乐部中演出，逐步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积累了人气。那一时期的不少录音以非正式拷贝和盗录形式在全国传播。
第二代阵容与巅峰时期
在阿列克谢·雷宾离队后，乐队阵容发生变化。除了崔和吉他手尤里·卡斯帕良外，贝斯手亚历山大·季托夫（后来由伊戈尔·季霍米罗夫接替）与鼓手格奥尔基·古良诺夫也加入其中。到80年代中期，这一“经典阵容”基本确立。
这一时期发行的专辑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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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堪察加站长»（Начальник Камчатки）（1984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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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这不是爱情»（Это не любовь）（1985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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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夜»（Ночь）（1986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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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血型»（Группа крови）（1988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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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名为太阳的星»（Звезда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）（1989）。
崔在“堪察加”锅炉房担任司炉工的经历，是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：许多歌词在这里写就，排练在这里进行，关于列宁格勒摇滚的早期纪录片也在这里取景。
80年代下半叶，乐队在全苏范围内声名大噪。崔在电影«阿萨»（Асса）和«针»（Игла）中的亮相，专辑《血型》的发行以及歌曲《改变》（«Перемен»）的走红，使«Кино»成为改革时代的象征。此后，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巡演和体育场演唱会，其中包括1990年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演出。
1990年，崔与卡斯帕良前往拉脱维亚，利用便携录音设备为新专辑准备素材。这张专辑最终在崔去世后由乐队成员完成，并于1991年以«黑色专辑»（Чёрный альбом）之名发行。
逝世与葬礼
1990年8月15日，维克多·崔在拉脱维亚R-126（今R-128）公路斯洛卡—塔尔西路段第35公里处遭遇车祸身亡，事故地点靠近海滨城市尤尔马拉。当时他驾着一辆“莫斯科人-2141”（Москвич-2141）从钓鱼归来，与一辆长途客车迎面相撞。
官方调查结论认为，崔在驾驶中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，极有可能是在方向盘前睡着了。验尸结果显示，他体内没有酒精和毒品残留。
葬礼于1990年8月19日在列宁格勒的博戈斯洛夫公墓举行。尽管家属曾请求限制前来送行的人数，但仍有成千上万的歌迷自发赶来悼念。这场悲剧引发了巨大的情感震荡，当时甚至有多起歌迷自杀事件被记录在案。
关于车祸的其他说法
在他去世后，围绕事故原因出现了各种替代理论：有人认为他是在换磁带时分了神，也有人提出带有阴谋论色彩的“他杀”假设。然而，官方版本始终未变：在路况复杂的路段超速行驶并导致注意力分散，是事故的关键原因。
创作特色与作品分析
东方哲学在崔作品中的体现
俄、韩两种文化传统的交织——也就是所谓的“文化双重性”——常被视为崔艺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对东方武术、李小龙形象以及某些道家、佛教思想的兴趣，都在歌词意象中有所折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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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内在道路与自我认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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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形式上极简，却蕴含高度浓缩的意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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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自我约束、尊严与个人责任。
在许多歌曲中，“寻找自己的道路”和“遵从内心的法则而非外在规则”是反复出现的主题。
歌曲中的抒情主人公
在崔的作品里，典型的抒情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孤独却内心强大的个体，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周遭世界的疏离，同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他追求改变、自由与诚实，却常与社会格格不入。
核心意象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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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战争作为内心斗争的隐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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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夜晚作为自我审视与思考的空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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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道路与旅程来象征人生抉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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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星辰象征使命、宿命与更高目标。
抒情主人公的演变
随着唱片目录的推进，这一形象也在变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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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专辑（«45»、«46»）——主角迷惘无助，感到与世界格格不入、前路渺茫，但仍保留希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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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中期（«堪察加站长»、«这不是爱情»、«夜»）——主角逐渐意识到自己的“异质性”，反叛精神萌芽，不愿顺从普世规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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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血型»、«名为太阳的星»——主角成长为“斗士”，准备与世界正面交锋，追随自己“星星的召唤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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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黑色专辑»——“终点将近”的感觉愈发浓烈，孤独主题被强化，同时提出“谁会继续走下去”的问题。
评论与批评
评论界经常强调崔诗歌语言的极简主义：词汇朴素、意象重复、句式直接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“简”中，许多人看到了其作品的力量：歌词可以被普遍理解和引用，具有近乎“进行曲”般的节奏感，同时在日常语境与哲学层面之间搭起了桥梁。
绘画
从最初的专业背景而言，崔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画家。他与列宁格勒艺术地下圈及«新艺术家»（Новые художники）团体有密切联系，其创作风格兼具原始主义与表现主义特征，有时甚至会像尼科·皮罗斯马尼那样，在油布或塑料台布上作画。
他的绘画具有以下特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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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型鲜明、结构简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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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条轮廓强烈、色彩饱和浓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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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好类似“岩画”或涂鸦式的视觉语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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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以道路、城市与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为主题。
首次大型展览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崔的画作都保存在私人收藏中。直到21世纪，他的第一场大型画展才得以举行，展出了来自娜塔莉娅·拉兹洛戈娃以及其他收藏者的作品。这次展览证实了公众对他作为“独立画家”本身的兴趣，而不仅仅是对他“摇滚偶像”身份的关注。
“传记式展览”
进入2020年代后，人们策划了多场“传记式大展”，将绘画、档案文件、个人物品、音乐和影像资料综合呈现。在这些展览中，展出了数十幅崔的作品、手稿、吉他及影像文献，从摇滚音乐、电影到视觉艺术，全面展示了他多元的创作面向。
死亡与车祸主题
在崔晚期的画作中，道路与汽车的意象愈发频繁。那些描绘公路、车辆和途中的人物的作品完成于他遇难前不久，这也引发了关于其“预言性”倾向的诸多解读与讨论。
伪作问题
随着市场对崔绘画作品兴趣的升温，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缺乏来源证明的伪作。这给收藏家与鉴定专家带来了麻烦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作为艺术家的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可。
影视作品一览（节选）
维克多·崔参演了8部电影及多档电视节目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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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呀-哈»（Йя-Хха）（短片客串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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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假期结束»（Конец каникул）——乐队«Кино»参与演出的音乐电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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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对话»（Диалоги）——关于“流行力学”（Поп-механика）的纪录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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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摇滚»（Рок）——阿列克谢·乌奇捷尔执导的纪录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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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阿萨»（Асса）——在片尾演唱《改变》的经典桥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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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针»（Игла）——饰演主角莫罗（Moro），凭此在《苏联银幕》杂志评选中被选为年度最佳男演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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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还有多部作品中穿插使用了他的演出片段与歌曲。
唱片目录
«Кино»乐队录音室专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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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 — «45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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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 — «46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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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 — «堪察加站长»（Начальник Камчатк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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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 — «这不是爱情»（Это не любов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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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 — «夜»（Ноч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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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 — «血型»（Группа кров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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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 — «名为太阳的星»（Звезда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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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 — «黑色专辑»（Чёрный альбом）（身后发行）
除了录音室专辑之外，还有数量众多的合辑、现场录音、再版以及身后修复作品，如《阿塔曼》（«Атаман»）及后期单曲的混音与新编曲版本等。
纪念与遗产
纪念碑
为纪念维克多·崔，人们在多地建立了纪念碑与纪念性建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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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脱维亚斯洛卡—塔尔西公路车祸现场附近的纪念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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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彼得堡的多处雕像（包括“堪察加”锅炉房博物馆附近以及退伍军人大道公园内的雕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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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尔瑙尔、奥库洛夫卡、阿拉木图、埃利斯塔、库尔干等城市的雕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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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纪念重要周年而设立的临时与永久纪念场所。
“崔之地”
被称为“崔之地”的地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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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彼得堡博戈斯洛夫公墓的墓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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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堪察加”锅炉房博物馆（位于布洛希纳街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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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针》、《假期结束》等的拍摄地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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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他早期生活与演出密切相关的场所。
“崔墙”
莫斯科
最著名的“崔墙”位于莫斯科老阿尔巴特一带的克里沃阿尔巴特小巷。它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现，墙上布满了“崔还活着”等口号、歌曲歌词片段以及涂鸦画作。这面墙逐渐成为歌迷自发聚会的地点，也是民间纪念的象征。
乌克兰
在基辅、第聂伯、卡缅斯科耶等乌克兰城市也出现了“崔墙”，多位于河岸或市中心区域，歌迷会在这里聚会、吟唱他的歌曲并留下题字。
白俄罗斯
在明斯克和莫吉廖夫同样有纪念性质的“崔墙”，既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，也是非正式的街头纪念地。
“堪察加”锅炉房博物馆
“堪察加”原本是圣彼得堡的一座锅炉房，崔在80年代中期曾在此担任司炉工，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许多成员也曾在此排练。如今，这里成为一个俱乐部兼博物馆，其展览内容主要围绕«Кино»乐队与当年的摇滚场景展开。
以崔命名的街道
在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的多座城市中，已有街道以维克多·崔命名，这标志着社会已将他从“民间偶像”正式认可为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
广场与公园
在圣彼得堡（“堪察加”附近）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，建有以崔命名的广场和小公园，并设立了相关纪念标志和艺术装置。
与崔相关的物品与纪念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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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颗小行星以维克多·崔命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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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了多种纪念币与邮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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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名字与歌曲意象经常出现在公共艺术装置、街头涂鸦以及各类博物馆展陈之中。
在集邮与钱币领域
邮政与金融机构多次以崔及«Кино»为主题发行邮票与纪念币，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大众文化象征体系中的地位。
文化影响
“电影热”（кинoмания）
所谓“电影热”，指的是对«Кино»乐队以及维克多·崔本人的长期崇拜与追随，这一现象在他生前便已出现，并在他去世后愈演愈烈。其典型表现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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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仿他的穿衣风格和举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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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朝圣式”造访与他有关的地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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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他的歌曲视作抗议与内在自由的象征。
在文学中的呈现
关于维克多·崔的传记与文学作品多不胜数。在小说与随笔中，他常被塑造为一个时代的英雄、改革年代的象征，其地位往往与世界摇滚史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相提并论。
传记作品
由其亲友、乐队成员及记者撰写的详细传记、以及对其生平与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，都构成了关于崔研究的重要文本基础。
虚构文学中的崔
在架空历史与科幻小说中，崔常作为人物登场，作家们会在作品里想象他“得以幸存”的平行世界，或构建他人生可能出现的其他走向。
在音乐中的延续
«Кино»的歌曲在之后几十年间被反复重新演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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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致敬专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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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滚与说唱歌手的翻唱版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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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交响乐形式改编的音乐会与录音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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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重要纪念日相关的主题演唱会与巡演。
纪念维克多·崔的致敬项目
多张合辑邀请知名音乐人重新演绎他的作品，以全新的编曲呈现。此外，还有诸如“交响КИНО”（Симфоническое КИНО）、“КИНО试验”（КИНОпробы）等大型舞台项目，均以他的歌曲为核心。
在戏剧舞台上
当代剧院常常上演以崔的生平与歌曲为主题的戏剧作品，在这些作品中，他的音乐不仅是配乐，更构成了叙事结构的一部分，为舞台动作提供情感和思想层面的注释。
展览
围绕维克多·崔的音乐家与画家身份，人们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展览。展品包括他的画作、文献资料、照片、海报、生活用品以及多媒体装置等，从多个维度呈现他复杂而立体的个人形象。
结语
维克多·崔是20世纪末俄罗斯摇滚文化与大众记忆中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他的人生轨迹交织着音乐、电影、美术、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文化典范等多重领域。他的歌曲至今仍在电影、集会、演唱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回响，而他的形象也依然象征着内在自由、诚实与忠于自我道路的决心。
